汉族如何失去开拓精神及中华民族未来的道路（系列2）

第五章 司马光的人格缺陷与世界格局观

我们应如何辩证地看待《资治通鉴》这部巨著。司马光的人格与其世界观紧密交织，共同塑造了《资治通鉴》的精神内核，也决定了其历史视野的边界。

以下从司马光的人格缺陷出发，分析其如何影响了他的“世界格局观”。

一、司马光的人格特质与缺陷

司马光的人格是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典范，但这些备受推崇的品质，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构成了其“缺陷”。

极致的道德保守主义与固执（“顽固”）

表现：他是儒家道德原则最坚定的捍卫者，将“礼”视为不可逾越的社会秩序基石。这使他品行高洁，堪称道德完人（如不纳妾、清廉自守），但也导致他极度排斥变革与不确定性。他认为任何对传统“礼制”的挑战都是洪水猛兽。

缺陷：这种性格缺乏灵活性与变通精神。在他看来，世界非黑即白，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回归“三代之治”的古法，而非探索新的路径。这直接导致他在政治上成为王安石变法最顽固的反对派。

强烈的“秩序偏好”与精英主义

表现：他坚信一个由圣君、贤相、忠臣、顺民组成的等级森严的秩序才是理想社会。他重视稳定和纪律远胜于活力与创新。

缺陷：这种对秩序的迷恋，使他对底层民众的创造力和自发秩序缺乏信任，也对任何可能打破平衡的力量（如商业活力、军事扩张、技术革命）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他的历史观是“自上而下”的，主角永远是帝王将相。

缺乏政治实用主义的灵活性

表现：与同时代的王安石（激进）、苏轼（灵活）、甚至更早的范仲淹等人相比，司马光是一个纯粹的“原则至上者”。为了捍卫原则，他甚至可以牺牲现实利益。

案例：最著名的例子是，他执政后不惜代价尽废新法，甚至主张将北宋将士浴血收复的熙河等地（今甘肃临夏、临洮一带）归还给西夏，理由是国家财力已竭，无力维持，应守礼示好。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十足的“迂阔”和卖国行为，完全脱离了地缘政治的现实。

二、由此形成的“世界格局观”的局限性

上述人格特质，深刻地塑造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呈现出的世界观，其局限性非常明显：

“中原中心论”与“华夷之辨”的固化思维

表现：《资治通鉴》的核心视角是中原王朝。周边的民族（匈奴、突厥、契丹、吐蕃等）始终被置于“蛮夷”的位置，他们与中原的互动大多被简化为“入侵-抵御”或“归化-叛离”的二元叙事。

局限性：他无法理解这些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内部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对于他们的崛起、强大以及与中原王朝形成的复杂共生、制衡关系（如和亲、互市、羁縻州府），司马光缺乏深入探究的兴趣，更多的是进行道德评判（“贪暴”、“不知礼义”）。这使得《资治通鉴》在处理民族关系时，视野显得狭隘和扁平。

“重内轻外”的战略收缩倾向

表现：司马光的世界观是内向和保守的。他认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永远是整顿内部道德秩序（“正心诚意”），而非开疆拓土。对外用兵在他看来是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表现。

局限性：这种观念导致他无法欣赏汉武帝、唐太宗等君主的开拓精神，并对他们的对外战争多持批评态度。他理想中的格局是“守在四夷”，即通过道德感化让远方民族不来侵犯，而非通过积极的外交和军事手段构建一个以我为主的安全体系。这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无疑是一种战略短视。

对“力量均势”与地缘政治的现实性认知不足

表现：司马光分析国际关系时，道德伦理的权重远高于实力计算。他倾向于用“信义”、“恩德”来解释国家的兴衰，而非冷静分析人口、经济、军事技术和地缘形势的变化。

局限性：他无法像近代欧洲思想家那样，从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角度理解多极世界的运行规则。在他眼中，宋朝面临的辽、西夏等对手，更像是需要被“教化”或“安抚”的对象，而非需要认真研究和理性博弈的平等竞争对手。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宋代“积弱”的战略文化。

历史观的“闭环性”：历史为皇权服务，而非为文明演进服务

表现：《资治通鉴》的终极服务对象是皇帝，目的是维护一家一姓之王朝的永续。因此，它的所有教训都围绕着如何防止内部崩溃。

局限性：它的历史观是一个内部循环，缺乏一个更宏大的、关于中华文明如何生存、扩张、适应并引领世界的外部视角。它不关心技术如何推动文明，不关心海洋对面有什么，不关心丝绸之路另一端的世界。它的格局观是向过去和向内看的，而不是向未来和向外看的。

总结

司马光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道德家，但他不是一个战略家，更不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思想家。

他的人格缺陷（道德上的绝对化、秩序上的保守性、策略上的迂阔）导致其世界格局观存在致命短板：过分强调内部道德秩序而忽视外部力量平衡，用僵化的华夷观念替代对地缘政治的理性分析，以服务皇权为终极目的而缺乏文明演进的大视野。

这正是我们读《资治通鉴》时必须警惕的：我们学习的是其中深邃的人事斗争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但必须摒弃其封闭、保守、内向的世界观。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开放、动态、基于实力与规则的战略思维，而这恰恰是司马光智慧体系中最欠缺的部分。

第六章 司马光人格缺陷世界观与资治通鉴的内涵精神对后世中华政治，民族走向的不利影响

司马光的人格与其不朽著作《资治通鉴》的内涵精神，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其光辉与阴影共同深刻地塑造了后世中国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性格。其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文化：强化了“道德至上”的内向型治理范式

司马光将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高度道德化、简单化，这一核心思想通过《资治通鉴》的权威性被后世无限放大。

对改革的系统性污名化：

《资治通鉴》对商鞅、王安石等改革者的负面评价，构建了一种强大的历史叙事：改革（变法）等于扰民、敛财、破坏祖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而坚守儒家道德教条的保守主义则是稳妥、正确且高尚的选择。

影响：这使得后世任何试图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力量都背负着巨大的道德和政治压力，动辄被斥为“王安石之类的祸国奸臣”。这种强大的历史路径依赖，极大地抑制了中国政治体系的自我革新能力，使其在面对内部积弊和外部挑战时，倾向于退回熟悉的道德教条中寻求安慰，而非进行实用主义的制度创新。

“人治”重于“法治”的终极强化：

《资治通鉴》的核心教训是：国家的兴衰取决于统治者的“仁”与“暴”，大臣的“贤”与“奸”。它将所有问题最终都归结为个人道德问题。

影响：这使中国政治长期沉迷于“清官政治”和“明君政治”的理想，而忽视了对制度性、程序性建设的探索。人们总是期盼一个道德完美的圣君或清官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建立一套不依赖个人品德的、稳定的权力运行与制衡规则。这为人治社会的长期延续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形成“重内斗而轻外拓”的政治焦点：

由于将所有精力聚焦于内部统治术（“资治”），《资治通鉴》堪称一部帝国政治的“内卷”指南。精英的智慧被极大地吸引到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如何识别忠奸、如何平衡朝堂势力等内部事务上。

影响：统治集团的政治智慧和精力过多消耗在内部维系和斗争上，对于外部世界的探索、对于海洋权益的争取、对于全球格局的谋划缺乏兴趣和动力，直接为明清以后的闭关锁国政策埋下了深刻的思想伏笔。

二、民族走向与对外关系：固化了“华夷之辨”的僵化秩序观

司马光保守、内向的世界观，在处理民族和外交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并被后世奉为圭臬。

强化文化优越感，阻碍平等交流：

《资治通鉴》的“华夷之辨”观念，将中原王朝置于文明之巅，将周边民族视为需要被“德化”或“抵御”的野蛮人。这种文化等级秩序观缺乏对异质文明的平等尊重和学习的好奇心。

影响：当西方文明通过大航海时代开始全球碰撞与交流时，明清时期的中国统治者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视他国为“蛮夷”，错失了与世界平等对话、共同进步的历史机遇。这种心态直至近代被西方武力强行打破，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和适应困难。

战略思想的矮化：推崇“怀柔”与“羁縻”，否定积极防御与战略扩张：

司马光对汉武帝开边拓土的批评，及其“弃地”给西夏的主张，体现的是一种以经济成本核算为核心、牺牲战略安全换取短期内部稳定的收缩性战略思想。

影响：这种思想与儒家“重义轻利”结合，逐渐形成了一种贬斥积极进取、崇尚保守收缩的战略文化。它深刻影响了宋朝及以后中原王朝的边防政策，往往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倾向于用金钱（岁币）购买和平，而非通过强大军力和外向型策略构建安全缓冲区，导致“积弱”之势不断延续。

三、对民族性格的潜在塑造：保守与反思过度

鼓励了历史反思的“向后看”取向：

“以史为鉴”的本意是好的，但《资治通鉴》提供的“鉴”主要是向后看，向历史看，向祖先的智慧看。它塑造了一种思维定式：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过去，都在圣贤的书中。

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华民族面向未来、大胆创新的冒险精神和想象力。每当遇到重大挑战，精英阶层的第一反应是从历史先例中寻找答案，而非构想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方案。

强调顺从与秩序，压抑个性与批判：

全书对“礼”和“秩序”的极致强调，潜移默化地宣扬了一种服从权威、恪守等级的行为规范。对挑战秩序者（如农民起义，虽有其记载，但立场鲜明）的负面评价，强化了社会的保守氛围。

影响：这不利于培养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和敢于挑战权威的公民人格，更倾向于培养维护现有秩序的“臣民”，这与现代文明所需的“公民”意识存在一定矛盾。

总结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巨大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中国历史包袱的一部分。它像一位无比智慧但又极其严厉的“家师”，将其内向、保守、道德化、等级森严的世界观，通过历史教育的最高典范，深深地植入中华文化的基因。

其不利影响并非源于恶意，而是源于一种过于早熟和精致的“内部治理智慧”的局限性。当这种智慧被绝对化、神圣化后，它抑制了变革的勇气，矮化了战略的视野，僵化了对外的思维，并最终在全球化时代来临前夕，使古老帝国在路径依赖中失去了灵活转身的能力。

认识到这一点，并非要否定《资治通鉴》的伟大价值，而是为了更清醒地继承它——汲取其对人性和权力洞察的智慧，同时毅然跳出其历史视野的局限，以开放、自信、创新的姿态面向未来。这正是历史研究真正的“资治”意义所在。

第七章 资治通鉴贯名立意宏大，本应成为治国之道，怎么沦为政坛勾心斗角政治的术

《资治通鉴》这部巨著在理想与现实、道与术之间的核心矛盾问题。它本应是帝王的“治国教科书”，为何后世常被视为“官场厚黑学”的指南？这其中有多重原因。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这一现象：

一、本意与初衷：确为“治国之道”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正如其书名所示：“鉴於往事，有资於治道”。其核心立意是宏大的：

以史为鉴：通过系统梳理从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为皇帝提供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希望后世统治者能避免重蹈覆辙。阐明“礼”与“分”：司马光开篇就强调“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他认为维系国家稳定的根本是纲常伦理、等级秩序，君王首先要明乎此“道”。宣扬仁政德治：书中充满了对明君贤臣的赞美和对暴君昏主的批判，主张治国应以德为先，爱惜民力，任用贤能。

从这个角度看，《资治通鉴》的顶层设计确实是关于国家治理的“大道”。

二、内容与笔法：不可避免充满了“术”的细节

然而，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尤其是《资治通鉴》聚焦于政治军事史，其具体内容不可避免地大量涉及权力运作的细节：

真实的历史就是权力博弈场：书中记载了无数次的宫廷政变、君臣猜忌、派系斗争、外交诡诈、军事谋略。这些内容本身就是在展示“术”的运用。例如，对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详细记载，本身就是一堂残酷的权力争夺课。司马光的“春秋笔法”：司马光在叙述这些事件时，虽然通常会加上“臣光曰”的评语来进行道德批判，但他首先必须忠实、生动地记录下事件本身。这种记录，无论其本意是批判还是警示，都为后人学习“术”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案例库。 就像一个老师为了说明“作弊的危害”而详细描述了各种作弊手法，结果学生可能只记住了手法，而忘记了危害。实用性极强：它不像《论语》那样纯粹讲道理，而是通过一个个真实、具体、可操作的案例来呈现。对于身处官场、面临实际困境的官僚来说，这些案例比空泛的道德说教更有吸引力，也更容易被“活学活用”。

三、读者与解读：如何用，存乎一心

一部书最终产生何种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是谁以及他带着何种目的去读。

对理想主义者（如皇帝）：可能会看到兴衰之道，思考如何任用贤能、减轻赋税、巩固基业。康熙、毛泽东等人都曾反复研读，从中汲取宏观战略智慧。对现实主义者（如官僚政客）：则更容易看到其中的权谋术数。他们会研究：

如何揣摩上意？（从历代君臣对话中学习）如何打击政敌？（从党争案例中学习构陷、排挤之术）如何明哲保身？（从无数功臣被杀的案例中学习急流勇退）如何审时度势？（在乱世中选择投靠谁、背叛谁）

工具的“价值中立”：《资治通鉴》本身像一个巨大的工具库，里面既有建设国家的“蓝图”（道），也有权力斗争的“武器”（术）。一个木匠可以用工具建造房屋，也可以用同样的工具去伤人。工具本身没有善恶，善恶在于使用工具的人。

四、 Conclusion：道与术的一体两面

因此，《资治通鉴》并非“沦为”勾心斗角的术，而是它本身就同时包含了“道”与“术”两个层面，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道”是目标：是司马光希望君王达到的理想境界——国家长治久安。“术”是手段：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为了实现或背离这一目标所运用的各种方法。

司马光的本意是通过展示“术”的复杂与危险，来烘托“道”的重要与正确。他希望读者厌恶那些阴谋诡计，向往光明正大。

但后世许多读者，或因自身处境险恶，或因功利心太重，只取其中“术”的犀利，而抛弃了“道”的约束。这就使得这部巨著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了，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精妙绝伦的“权谋宝典”。

最终，是成为治国之道的明镜，还是沦为政坛斗争的术数，关键不在书，而在读书的人。这本身也正是《资治通鉴》所揭示的亘古不变的人性难题。